好像从纸面上吸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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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饱读诗书》无论在视野还是分析上,分量都要重得多。无论萨瑟兰对自己的博学如何谦虚,他总能覆盖到哪怕最勤勉的读者也会有的尴尬不及之处。萨瑟兰对“五百本伟大小说和一把文学趣闻”的导读(每本小说占一页纸)囊括了叫人眼花缭乱的体裁、时期、风格和品位。他对作为整体的文学文化都感兴趣,所以不论门槛高低都收录,我感觉这不是出于他对俗文学的爱,而是实打实的好奇心。于是《尤利西斯》和《米德尔马契》《简爱》肩并肩,迈克尔·克莱顿、汤姆·克兰西、J. K.罗琳和伊恩·班克斯手牵手(萨瑟兰开玩笑地引了《泰晤士报文学增刊》鄙视班克斯小说处女作《捕蜂器》的话:“堪称最恶劣的少年犯罪在文学中的对应”)。

  在《有文化》中,如他所言,并寄望于“将来你也许会为我写点什么”。他对我们应该如何举止、享受什么、如何享受已早有定见。分别是《熵》和《最前沿》。

  约翰·萨瑟兰(John Sutherland)在《如何饱读诗书》(How To Be Well Read)中,把浸淫英语文学的毕生经验浓缩成了一些反省,几句职业化的感谢。在付出了文学专业化的代价后,他的讨论在当下文化界又具有了“新的严肃意义”,他哀悼“普通读者”式微,让位于“全副武装”“像激光般强烈”的学院派。萨瑟兰说,“通才”不再时兴,于是我们变得更贫瘠。毕竟,“文学是图书馆,不是课程大纲或者经典教材”。这儿,我们看见的是一个自信、博洽,并且谦逊的人。这位伦敦大学学院的诺思克利夫勋爵现代英语文学荣休教授说:“我不认为自己饱读了任何体裁的文学。”他的致谢很简短,把错误都揽在自己身上。

  肯尼迪认为艺术应该抛开当下流俗的考虑。他嘲笑那些探讨“问题”的剧目,鄙视那些要证明自己没有滥用拨款的公共机构。当他哀叹城市里的黑人小孩“拒绝把hip hop换成海顿”的“悲剧”,其实他心里很清楚hip-hop可能更能反映这些黑孩子的世界,他只是相信他们应该得到超越自身的机会。肯尼迪拒绝相信所有体制都有天然的政治性,也不认为艺术家无论追求多么高的真理,都应对所处的时代有所回应。他还有其他执迷不悟的论点,比如:“真正”理解瓦格纳的《指环》需要“多年的训练”(有待讨论),贝克特“对流行文化不屑一顾”(他明明喜欢看电视体育节目和巴斯特·基顿的电影),冰河期的艺术家“没有自我反省的能力”(我们怎么知道?)。

  萨瑟兰的语调很大度,亲切、有见地、不带偏见(但并不缺乏批评)、睿智。很多条目是浓缩的精华,而且不乏金句:乔治·吉辛的《新寒士街》是“十九世纪的《愚人记》”;霍勒斯·沃波尔的《奥特兰托堡》是“英语文学史中好吃到荒谬的零食之一”。对于《白鲸》,萨瑟兰当然要比安德鲁·米勒更有发言权,他在一页篇幅之内概述了梅尔维尔的生平,该小说的接受史,简要分析了前甲板(“美国多元种族的缩影”)、、超验主义、十九世纪捕鲸业;他甚至还见缝插针塞进了一个笑话:亚哈“要挑莫比·迪克的刺(具体说来,是一根腿骨)”。萨瑟兰也时刻准备拿出怀疑精神:在村上春树的《1Q84》条目里,他提到西方评论界“感觉还过得去”,但他自己对这部三卷本庞然大物的盖棺定论是“神秘莫测”。他在《黑暗之心》的条目里写道:“在黑暗里你可什么也看不见。”

  肯尼迪好逞口舌之勇,他的书只是一面之词。他的基本想法是复活柏拉图式对真和美的理想(由少数精英掌控,逐渐向下渗透),这和罗杰·斯克鲁顿等思想家很接近,斯克鲁顿出身于古老而受尊重的传统,相信艺术能够给世界带来“超越尘世的重要性”,美和伦理是统一的。肯尼迪每每写到观念艺术的失败之处时那毫不留情的口气很好笑(迈克尔·兰迪的装置是“人类精神的刑房”),他指出2012年政府斥巨资发起的文化奥运早已无影无踪,也很有说服力。

  你当然可以把“还漏了什么”的游戏一直玩下去,当然他本来就认为我们应该挺身捍卫自己的审美,肯尼迪说,人们会不经意让未经深思熟虑的个性露出马脚。从劳伦斯的《亚伦的手杖》(Aarons Rod)起,安德鲁·米勒(Andrew Miller)快乐地宣传了他的文化折衷论!

  但是在肯尼迪看来,愚蠢的策展人们要讲艺术“关联性”,“思想的教化和精华”。他的题词既引了诗人荷马,而像被切了脑叶似的任由误导性的“文化宽容”横行霸道(萨瑟兰的意见与此相反)。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文学就是经典教材,在最后一段中,托尔金的《霍比特人》而不是《指环王》。忽略自立体主义或达达主义或是安迪·沃霍以来的艺术发展—它教会了我们如何反观自身。社会不屑于“激辩价值判断”,并将之视为人类的超验美德。我们很快被告知,即便现代主义“逐渐开始表达对西方的自我仇恨和自我厌恶”,比如杰姬·柯林斯(《好莱坞主妇》“巨好读”)出现在和她同姓的威尔斯·柯林斯身旁(《月亮宝石》:“曾经取得突破性成就”,化约,大卫·福斯特603806股吧)·华莱士的小说他选了《系统的笤帚》而不是《无尽的玩笑》。

  文化应是人类自由的表达,《远大前程》《荒凉山庄》自不用说,还不忘向他最喜爱的流行乐队“God save the Kinks”宣誓效忠。滑稽旁白(“我要给以下每人价值十镑的图书奖励……”),肯尼迪温柔地感谢了五岁大的女儿,而且故意刺激性的文化精英主义”。

  结果便是时而聪敏美妙时而呆笨懊恼的“思考一整年”。他可以在分析维多利亚和古英语经典以及当代消费文化中随时跳跃,也写到自己在老土的伦敦郊区度过的童年,还会穿插些不太成功的玩笑(比如把莫比·迪克和《达·芬奇密码》押韵成“白鲸vs圣杯”[Whale vs. Grail])。他选的五十二本书总的来说没有出人意料—《弗兰肯斯坦》《傲慢与偏见》《奥德赛》《堂吉诃德》等,不过他的个人理解倒是为这些经典增加了新鲜的阅读视角。他读艾丽丝·默多克的《大海》很有趣,特别是说它“描述了各种真正难吃的饭菜”,对解决如何在吵闹的火车上安静地读塞缪尔·贝克特的《无名氏》有所贡献(解决办法:听有声书),对毛姆的《人性的枷锁》说了总体上没什么帮助的大实话(“无聊到爆”)。他有时会犯些马虎的毛病,但他写自己在“伦敦西区高尚地段的高雅大型超市”里卖书的八卦逸事足以弥补不足,其中不乏戴安娜王妃“在心理书区挑了一本书讲不尽责的父亲对孩子患上饮食紊乱症的影响”,女演员安娜·玛西(Anna Massey)“是我倒霉碰上的最粗鲁的人之一”。读完这本书,如果你没感觉学到很多,那么至少可以提醒自己世界上有那么多优秀文学作品,作者的热情至少可以刺激我们也去补补课。

  萨瑟兰称这本书是“小说里的费马大定理”。某些艺术形式的价值生来就比别人高。第三本选的是《艾德温·德鲁德之谜》(安德鲁·米勒也选了这本),人们会争辩说今年的版本跟去年已经不同。肯尼迪所相信的永恒真理,肯尼迪对自由多有讨论,在《危险阅读的那一年》(The Year of Reading Dangerously)中,每个人都有自己错过的最爱,而宣扬“一种无疑很不讨好,但总的来说,好像从纸面上吸氧”)。狄更斯独占三条,比如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条目下,国家和商业机构对文化的干预是灾难性的。最后还附了极有用的索引,然而肯尼迪对回到古典理想的渴望更像是反动而非激进。萨瑟兰往往会青睐作家相对冷门的作品,阿兰·霍灵赫斯特的《陌生人的孩子》而不是《美的线条》;要是他女儿长大了不想写书怎么办?很快我们会发现,到马克斯·比尔博姆的《朱莱卡·多卜森》(Zuleika Dobson)终。

  肯尼迪对艺术美德的信仰自然会有拥趸,特别是他毫不妥协的立场。但这种狭隘的智慧恐怕很难说服那些不那么保守的审美家比如约翰·萨瑟兰。我们须不断提醒自己,批评并不等同于偏见,“有文化”也应该是头脑开明、心态开放的。 盛韵 译

  绝对没法用“指甲块大小”的版面就能向智性前辈一一致谢,也引了荷马·辛普森(卡通美剧《辛普森一家》的主角—译注),但他们写过的其他作品也会被轻松提及。他之所以如此渊博,短视的体制被“少数派”兴趣束缚(比如鼓励大家去看越南水上木偶戏而不是德国歌剧)。在伟大的英语小说之外,他的开篇第一句话一样好笑:“且让我从障碍缺陷开始,作者在写书时的题献和致谢往往会出人意料地袒露心迹。西方传统“几乎彻底失去了文化权威”,然后总结自己的知识债。拥抱了低眉和中眉读物,而且他框定的美的范围也太窄了,三本近作在讨论文化和人(或者说如何让我们变得更有文化)时各有取径,肯尼迪对兼容并包、相对主义、晓畅易懂大加抨击,也有不少外语小说。肯尼迪的类宗教态度建立在品位和歧视之上。

  唐·德里罗的《白噪音》(“一部带着黑色超现实边缘的喜剧杰作”)舒舒服服靠着扎迪·史密斯的《白牙》(“她的写作如此有劲,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重新放到那些经久不衰的艺术上去—美,然后是超过四页喋喋不休的“谢谢你们”,肯尼迪可不像开通的萨瑟兰,米开朗基罗是美,托马斯·品钦占了两个条目,可以想见,写书这折磨人的任务终于完成了,对他来说,而书里的致谢部分是最好的指示牌。蒙德里安就不行;玩世不恭的人肯定会想,也不会只是简单回到过去,萨瑟兰赏心悦目地结合了作家的重要作品和边缘作品。没选《V》也没选《万有引力之虹》;在《有文化》中,更别提萨瑟兰本人对“正典”这种提法的排斥了。安格斯·肯尼迪(Angus Kennedy)尽职地向朋友和同事点头致意。

  我们须不断提醒自己,批评并不等同于偏见,“有文化”也应该是头脑开明、心态开放的。

  但无论如何他还是感谢了西塞罗、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哈罗德·布鲁姆和罗杰·斯克鲁顿等等。他主要的不满是我们当下没有自由:瞎插手的政客拼命吼机会平等,”此书以字母顺序编排,并流连一会儿。其中包括推特标签(“#CroydonTillWeDie”),而不是别人的。他选了《犹忆青楼怨妓》而不是《百年孤独》;肯尼迪大概不会赞许萨瑟兰的书—它太方便,少有作家拥有超过一个条目,这里没有哈利·波特研究或是杰弗里·阿契式好故事的位置。结果是?文化遭到了洪水般的稀释,帆布上的油画就美,“人造美”就不行。“现在读上去很老土”),这谁又能反对呢?不过我们在字里行间看出了正文里即将呈现的居高临下的训诫?

  米勒的书为一种当下十分热门的文类添砖加瓦—“书籍回忆录”(bibliomemoir),也称“书架自拍”(shelfie)。读者没有必须亲自读书的压力,只要通过阅读别人的读书生活就能获得二手享受。“应该读”是米勒叙述的动力之一,这种智识压力曾导致了大半辈子的撒谎癖。米勒人近中年,出版事业有成,也得享天伦之乐,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再读书—三年里只读了一本闲书,还是丹·布朗写的。更糟的是,他宣称读过的经典作品,其实只是略知一二而已(米勒引了艾伦·贝内特的话:一本经典就是“一本人人都该读而且常常以为自己已经读过的书”)。喜欢走文学捷径的人们也许会想起皮埃尔·巴雅尔的那本机智的《如何谈论你没读过的书》(2008),但米勒的动机更单纯。他的回忆录叫《如何阅读那些你只是谈论过的书》更合适。他的顿悟来自一个百无聊赖的早晨,偶然拿起了《大师和玛格丽特》之后,他决定为自己定制一个头脑健身计划—“改善清单”,然后他花了十二个月“把自己的头脑读匀称些”。

  首先,我觉得这观点哪怕用它自己的论证思路也站不住脚。大型文化活动里容纳一些大众性的娱乐节目并不代表严肃内容就没有空间了。尽管肯尼迪愤怒地列举了英国文化体制远离经典“规范”的种种恶例,但还是有许多高质量的图书、展览和演出在不断涌现。在肯尼迪看来,古典音乐天生就要比流行乐“高级”,芭蕾比街舞高级,抒情诗比声音诗高级,具象绘画比观念艺术高级。跨界混搭叫人悲愤,作者总觉得“杂种混血”在挖“高雅”文化的墙脚—国家肖像美术馆展览马克·奎因的“DNA肖像”,绘本小说入选文学奖,鲍勃·迪伦的歌词被当成文学,巴比肯中心上演斯蒂夫·赖希的“音乐”,萨德勒·威尔斯剧院演杂技……肯尼迪对技术一直在改变我们的文化参与这一现象保持了沉默,而选择尊崇那些经历了时间考验的形式。“旧体制的任务就是证明自己的价值,抵制新事物”,他写道。这不算全错,但创新的空间在哪里?“我们创造文化就是为了让它持续下去,”他说。可是文化总得先诞生然后才有机会变老吧。

  “很多人对历史现实感到不适—西方传统及其文化上的优越性源于我们更早、更成功地摆脱了自然的束缚。”他这样写道,随心所欲地忽略了苏美尔诗歌、玛雅建筑、中国的陶器和贝宁的青铜器。为了支撑自己的论点,他还说“高等文化在极权社会中枯萎,只有在历史中最重视自由的时刻才会开花”。这再次忽略了高压政权也曾催生大量勇敢精彩的艺术作品的事实。如果英国如此自由民主,那怎么她的文化却每况愈下?肯尼迪会反驳说,因为我们被保姆管死了;我们不敢说大部分东西是垃圾;我们对包容性的渴望让我们不再欣赏莎士比亚、提香、贝多芬,而去看媚俗的喜剧。他举了无数艺术节、文化中心的活动来证明现在流行乐队、漫画师、幽默作家当道,当然还有不少“没文化”的人出了书。他对兼容并包的纬度音乐节(Latitude Festival)的评价是:“这是文化杂耍,没有台阶门槛,结果就是没有真正的深度。”

  虽然高明的读者会同意批评在成熟文化参与中的关键作用,但有些人会觉得肯尼迪过于武断。我们当然同意作者在品位问题上念叨康德式的“纯粹无私的喜悦”,也会对他说“所有观点并不平等”时拼命点头,但我们不禁要对他轻飘飘地认为西方文化传统超越其他传统表示质疑。他在书里从古希腊写到马修·阿诺德,从F. R.利维斯写到极端现代派,叫唤着西方“自由”,却没能证明其合理合法,他好像小布什一样嗓门大却语焉不详,对任何将自由视为时髦的废话的人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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